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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教区松树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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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教廷国务卿在刚恒毅枢机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2016-09-02 13:54: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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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日,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首任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Celso Costantini)的故乡波代诺内(Pordenone)教区出席研讨会,以“刚恒毅在圣座与中国之间搭建的桥梁”为题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共分两大部分:一、多次失败后才到达中国的首位教廷代表;二、致力于圣座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刚恒毅[转载]教廷国务卿在刚恒毅枢机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在第一部分中,帕罗林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教廷与元朝、明朝、清朝等中国历代王朝的外交接触。其中提到的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包括:第一位主教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94-1328在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奉教廷派遣,于1325年到达汗八里的方济各会会士和德理(Odorico of Pordenone);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清政府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社会的态度转变;鸦片战争及随后的“不平等条约”;以法国为主导的“保教权”等。而刚恒毅于1922118日到达中国时,他所面对的最大的阻力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包袱:中国教会和社会都处于一种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中。意识到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刚恒毅,顶着各种阻力,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1)本着“中国归中国人”的精神,让教会摆脱保教权的束缚;2)遵照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谕的精神,让中国主教、司铎和修会会士来管理中国教会事务;3)将信仰和中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改变国人把基督宗教视为“洋教”的态度。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刚恒毅于1924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牧灵、培育和管理措施;1926年,六位中国神父在他的带领下到达罗马,被教宗比约十一祝圣为主教;1927年专门为中国司铎们创立了“主徒会”;1929年促成北平辅仁大学的建立。

[转载]教廷国务卿在刚恒毅枢机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                         1926年,刚恒毅总主教带领六位中国神父赴罗马晋牧

 

在第二部分中,帕罗林主要回顾了自1925年起刚恒毅为了推动圣座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因此而给他招致的非议和攻击。1933年,在数次努力均告失败后,积劳成疾的他只能选择辞职,返回罗马,教廷代表遂由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接替。然而,19351217日,刚恒毅却被任命为传信部的秘书长。这一新的岗位又一次给了他为中国教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平台。

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刚恒毅的不懈努力下,通过南京主教于斌的联系、协调和周旋,中国政府终于在19432月向教廷派去了首位公使谢寿康,三年后,教廷也向中国派出了首位驻华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总主教并为中国教会建立了圣统制,同时擢升中国籍圣言会会士田耕莘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在这一点上,帕罗林还在其演讲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谢寿康公使此前已经向教宗比约十二提出了为中国擢升一位枢机主教的请求,但因为当年限定的三十二位被选者名单已经确定,其中就包括刚恒毅,谢公使的请求被否定了。得知此事后,刚恒毅主动请求教宗取掉他的名字,把机会给了田耕莘。而他自己再有机会被擢升为枢机时,就是七年后的1953年了……

在回顾了上述两方面的历史过程后,帕罗林枢机将话题转向了当前(注:以下内容取自《梵蒂冈电台》的报道):“许多人都希望并期待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季节,使世界和平获得益处。”然而他也坦言说:“希望与中国建立新的良好关系本身并非最终目的,或者是某种渴望获得的‘世俗’成功。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既有担忧也有不安,考虑的只是中国天主教徒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益处,只为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及世界和平……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使各民族和各国能够在井然有序、平和及富有成效的条件下共存,在今天遭受许多紧张情势和冲突的世界上更是如此。教宗方济各一如他的各位前任,很清楚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团体所经历的苦难和不被理解,经常默默殉道的处境;但他也知道,这个教会团体切望与伯多禄的继承人完全共融,以及目前所取得的进展。教宗鼓励教会藉着慈悲禧年彼此宽恕与修和。”

帕罗林枢机解释説,每个人都受邀以关怀和祈祷来陪伴在中国的教会旅程。“这意味着,我们要信赖天主圣意的安排,以健康的现实主义来谱写历史的新篇章,使中国天主教徒能够深切感到自己既是天主教徒,与伯多禄继承人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加有形可见,同时也是十足的中国人”。他也指出说,困难仍然存在,而且与七十年前刚恒毅所遇到的困难没有两样。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健康的现实主义”乃是拒绝“要么这样做,要么什么也不做”的逻辑,而走上“与他人修和的可行之路”。

帕罗林枢机最后总结说刚恒毅当初就是常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消除人们的疑虑,使他们不再以为天主教是为西方国家效劳的政治工具。他迎着困难“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推行“宗教上的非殖民化”,配合了“中国的事应由中国人管”的那句俗语;他培养当地的主教、司铎和会士,以基督信仰本位化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使基督信仰在远东不再是一个舶来品。因此,刚恒毅枢机今天仍是一个“灵感的泉源”和极具现实意义的楷模。

———————————

   后记与反思:虽然帕罗林枢机的演讲只是对刚恒毅枢机的追忆和评价,但像刚公这样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和中梵关系的改善而不懈努力的志士仁人却大有人在,今天的教宗方济各和国务卿帕罗林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前曾有媒体梳理报道说,2009年时,作为与中国谈判的首席代表,帕罗林突然被调离岗位,派往委内瑞拉做大使,不但导致当年几乎要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功亏一篑,而且使中梵关系再次跌入冰点。但四年后,随着教宗方济各的当选,他又出人意料地出任教廷国务卿,不久便重启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与谈判,最终迎来了今日中梵关系的回暖和建交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与七十年前刚恒毅所经历过的起起伏伏不是很相似吗?我们能从不断重复的历史中学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呢?中国教会和社会能否抓住这一天赐良机,让上苍的祝福与平安广及华夏大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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